鲁迅与老北京的闽菜馆

　　鲁迅最早与闽菜结缘，不是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，而是在更早的京城岁月。在其著作、书信以及他人记载中，小至小吃，大至“大餐”，成为一阕阕鲁迅版的闽菜记忆小史。

　　自1912年5月离开家乡绍兴到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，鲁迅在北平呆了十几年，那时候，闽菜在北京已风行一时，京城里有名的小有天、京华春等闽菜馆，就没有逃过这位大先生的舌尖与筷子尖。

1926 年《实用北京指南》里提到闽菜馆。（左）
史料记载北京香厂游艺园的小有天。（右）

　　比如说吧，1913至1916年，他参加了社会教育司的五场公宴，其中两场就是在劝业场小有天。“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，会者十人。”“……稻孙亦至，共十人，惟许季上、胡子方以事未至。”几次闽菜馆私宴，鲁迅日记里也有分别记录：1915年8月7日在闽菜馆晚餐，1915年10月1日“虞叔昭招饮于京华春”。

　　民国初年，北京的好多饭馆都喜欢用“南式”“南菜”来吸引客人，小有天作为闽味菜馆，则可算是南菜的扩展版了。北京小有天之名，有意无意地借重了同时期上海名菜馆小有天的招牌，但其算是京城闽菜馆的佼佼者，曾在劝业场、城南游艺园、东四七条等地设有店面。

　　对于闽菜的糟菜，鲁迅有点吃不太习惯。1912年9月27日，他在日记里提到：“晚饭于劝业场之小有天……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。”

　　红糟是酿制福建青红酒的副产品，色艳、香浓、味醇，是闽菜的重要佐料之一，不过在鲁迅老家，绍兴黄酒的酒糟是白糟，这大概就是口味之别了。

　　短短记载，无意中映射出闽菜北上的印记和鲁迅饭友圈的名人雅士。说起来，闽菜的北漂史有文字记载应该追溯到晚清，据邮传尚书兼参政务大臣陈璧的后人回忆，清同光时期，闽菜在京名声很高，“闽菜红了京城，据说连前门外‘八大胡同’一带也兴叫闽菜。”彼时，北平的饭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，除小有天外，京华春、清泉居、中有天、南轩也都客至如云。

　　小有天和京华春所在的劝业场和煤市街都位于老北京中心的大栅栏，明清时期就以繁华商业区闻名。而中有天所在的虎坊桥、南轩所在的城南游艺园，也是当时老北京的重要地标。

　　此外，京城西长安街、崇文门内大街等也都有闽菜馆的身影，可见那时候京城闽菜的繁荣和受欢迎程度。

　　鲁迅的好友郁达夫也写过上世纪20年代北京的闽菜馆。他在《饮食男女在福州》中说：“福州的食品，向来就很为外省人所赏识。前十余年在北平，说起私家的厨子，我们总同声一致地赞成刘菘生先生和林宗孟先生家里的蔬菜的可口。当时宣武门外的忠信堂正在流行，而这忠信堂的主人就是旧日刘家的厨子，曾经做过清室的御厨房的。”

　　林宗孟即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，刘菘生则是林则徐大女婿刘齐衔的长孙，而刘家的厨子成了大名鼎鼎的“忠信堂”的老板。西长安街上的忠信堂确实是当年北京首屈一指的大饭庄，除了有几进套院，院子中间还有大戏台。忠信堂常以整席著名，拿手菜主要有清炒虾仁、红糟鸡、炒蜇血、清蒸鲳鱼、鸭羹粥等。

　　忠信堂主厨郑大水在当时有“闽厨之最”的美誉，还曾被溥仪聘为首席御厨。凭借闽菜的特色和魅力和高超烹技，郑大水在御膳房备膳的十几名厨师中脱颖而出。他运用闽菜的技艺创出“白露鸡”肴馔，名扬京城。忠信堂闽菜馆曾一次性接待1500桌酒席，经此一役，名声在北京城更响了。“……说起炒虾仁，做得最好的是福建馆子，记得北平西长安街的忠信堂是北平唯一的有规模的闽菜馆，做出来的清炒虾仁不加任何配料，满满一盘虾仁，鲜明透亮，而且软中带脆。闽人善治海鲜当推独步……”梁实秋先生的《雅舍谈吃》就毫不吝于给忠信堂的炒虾仁“带一拨货”。

　　当时京城的闽菜馆中，店名带有“春”字的还有大李纱帽胡同的醒春居和米市胡同的春记饭庄。醒春居菜饭特别可口，以神仙鸡、生蒸鸡、纸包笋、五柳鱼、锅烧鸭最为著名。春记饭店最早在米市胡同，有一定名气，经历搬迁后上世纪20年代中期停业。

　　从鲁迅到郁达夫，从林长民到梁实秋，那些名字，那些味蕾，和活跃在百年前的北京熙熙攘攘的每个鲜活的人一样，他们都曾和京城的闽味不同程度地交互过。时代浮沉，商号起落，命运参差，但舌尖况味，与如今的我们，或许别无二致。（文 / 许晓春 责任编辑/石叶馨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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